佳洋现在有个习惯，每天上下班，他都会跟办公室的同事打招呼。早晨来到，他会说“同事，早上好！”下午要走，他又会讲一句“同事，辛苦了，再见！”

这两句听起来稍显生硬的问候，却是佳洋内心真情实感的表达。一方面，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让他很有成就感，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同事关系让他觉得舒服，令他珍视。

用佳洋自己的话说，“他们不会故意看我，跟我说话脸上都有微笑。”同事们也表示，这样的刻板行为其实“挺可爱的”。

正在认真工作的佳洋

佳洋是一名“心青年”，2006年被诊断为高功能孤独症。他智力正常，跟普通孩子一样读小学、中学，甚至考上大学。但社交方面，他始终难以真正融入社群。

因为和普通小孩不太一样，他从小被幼儿园、小学拒绝，中学时期甚至被同学围堵在厕所霸凌、被迫休学，工作后又被同事孤立……虽然一直被“拒绝”，但佳洋还是对“融入”满心期待。

普通人视作平常的生活，是孤独症青年苦苦追寻却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。

努力活得像个普通人

佳洋刚读中学时，几乎每次课间休息都有同学跑来“参观”。他很困惑，明明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周围的人都热衷于“关注”自己？

对此，佳洋暗示自己，努力屏蔽骚扰。然而这种恶意关注不会因为佳洋的克制结束，反而演变成明目张胆的霸凌。

有些学生趁他上厕所时把门锁上，被激怒的佳洋把门推坏，却被要求赔偿，被校方劝退。当矛盾发生时，佳洋的家庭总是被要求改变的那一方，佳洋只能努力让自己活得像个普通孩子。

大学毕业后，冲突不再像学生时代那般直白，但成人世界更加残酷。现在的大学生时常自嘲“毕业就失业”，佳洋更是如此，过去几年他几乎是在求职、失业中度过。

第一份实习工作，佳洋经人介绍做公众号运维。他有文字编辑能力，也喜欢跟电脑打交道，按理说这个工作还不错。可没多久问题出现，由于沟通能力欠缺，佳洋很难写出准确传达企业理念的内容。

沟通能力不能培养吗？这就是让人倍感无力的地方：孤独症人士和普通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就是难以搭建。

佳洋父母也意识到，托人找个工作不难，但孩子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支持。于是他们联系上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，又一次举家搬迁，来到北京。

心青年在做就业主题交流

融爱融乐最初由北京15名心智障碍者家长在2011年5月发起设立，于2014年2月注册成为民办非营利社会组织，是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的合作伙伴。融爱融乐致力于帮助佳洋这样的“心青年”更好地融入社会，就业是其中一项，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。

从事就业支持工作多年的曲卓老师介绍道，“心青年”在融爱融乐会接受全面评估和个性化职业培训。还会有专门的就业辅导员寻找、评估工作岗位，并在后续的实践中提供支持。

比如有的孤独症青年，长时间呆在人群中会出现情绪波动、身体不适，所以庇护性的岗位会更适合他们。

比如佳洋，大学毕业，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职场中如何与人沟通、相处，那么他就要在辅导员指导下适应规则，做好情绪管理。

不久后，佳洋开始“北漂”第一份工作。

在极度狭窄的空间里艰难求生

佳洋被介绍到一家企业做一些办公室基础工作，比如盖钢印、信息录入。工作内容相对单纯，新同事们也对佳洋的即将到来表现得很乐观，至少在前期评估阶段，这份工作值得期待。

然而后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超出所有人预期。一方面，佳洋的工作量不饱和，空闲时间很多，并且此时佳洋对于工作也有点松懈。同事们都在忙碌时，他在工位上不知所措。另一方面，尽管工作人员在佳洋到来之前做了很多宣讲工作，可实际相处起来并不容易。一份同理心不足以支撑起同事之间的友好关系。

有时同事在聊天，佳洋想参与进来，瞬间冷场。再者，孤独症人士很多都有肠胃功能紊乱的问题，佳洋也有，他们会在公共场合不加掩饰地打嗝等。这些声音会干扰同事工作。没多久，佳洋发现自己盖章的活没有了，因为同事悄悄申请了一台盖章机器。

佳洋希望自己忙碌起来。那段时间虽然有班上，可他回到家里并不开心，甚至一直处在高度焦虑中。

辅导员发现这种情况，协商之后决定结束试用期。而就在佳洋即将离职时，又一次冲突发生。佳洋并非有意为之，他只是不擅长个体交互，在复杂的人际压力下难以自我消化负面情绪，而他又急于证明自己。

这次之后，佳洋、家长、机构都在反思。虽然事后发觉这份工作存在很多问题，但大家还是尽量从自身找原因。曲卓老师说，其实发现公司置办盖章机器时就应该让孩子离开，但愿意向他开放的工作机会实在太少了，老师和家长都不舍得放弃。

北京市残联社就中心领导指导融爱融乐支持性就业工作

佳洋真的想要一个跟大学所学专业相关，能摸到电脑的工作机会。但不只是佳洋，对于所有“心青年”来说，工作机会真的太少。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公开招聘，几乎没有一个岗位专门面向心智障碍群体。线下求职，也基本都是家长帮助家长，群体支持群体。

曲卓老师说，很多机构都是家长牵头成立，再去帮助其他家长。包括佳洋的妈妈，她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也做了跟特教领域相关的工作。

有的企业虽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，但企业内部并不真正具备支持“心青年”就业的条件，甚至根本不了解“心青年”，佳洋这次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。

目前关于孤独症群体的政策更多还是向未成年阶段倾斜，而对大龄和成年孤独症人士，政策支持几乎是空白。16岁以后，孤独症群体唯一的归宿就是家庭，唯一可靠的支撑就是父母。

孤独症青年在职场的生存空间是极度狭窄的，更多孩子成年后只能回到家庭。

此后，佳洋还去过工厂生产车间。妈妈也介绍佳洋去机构做过助教，虽然是背地里给钱，再由工作人员转发给他。听起来有些心酸，但佳洋没有因为找不到稳定工作停下学习的脚步。接触孤独症小朋友时，他努力管理情绪，因为自己是大哥哥，要有个大哥哥的样子。

后来一家企业负责人通过“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”对佳洋发出邀约，让他去做平面设计，曲卓老师是他的就业辅导员。经过评估，这份工作各方面都符合佳洋的期待，佳洋也更加珍惜、更加努力。当公司要设计吉祥物，他准备了几个月，反反复复地画，直到满意。

事实证明，当身处一个友善的环境之中，孤独症青年也可以变得更成熟、更职业，跟同事相处也会更加自然。

虽然佳洋的某些社交行为还是不够“得体”，比如那些生硬的问候。只是当身边的人都能理解、尊重他的个性和表达权利时，也就提供给了他们成长的土壤。

当理想终于照进现实

在我们看来，当理想终于照进现实，可喜可贺，但这背后所有人的努力社会大众也应当看到。

佳洋父母为了他上学从吉林搬家到大连，又为了工作从大连搬到北京，他们一边打工一直支持儿子就业……“孟母三迁”式的付出，仅仅是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独立。佳洋父母的心态一直很平稳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挑战一直都在。

壹家人多年来一直在尽力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服务，社工、志愿者走进学校、社区，让更多人了解“心青年”的真实生活状态，一点一滴地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。

曲卓老师说，北京备案有服务资质的机构其实有几十家，但目前能够提供实质性就业支持的社会组织只有三四家，因为团队生存压力很大。比如一个孩子的就业，背后需要好几位老师提供支持，代价是巨大的。这样的机构，全国就更是少之又少。

还有很多像佳洋这样的孩子，他们可能从小就被人无缘无故地误解，走出家门被冷眼对待，在学校被欺负、霸凌……但他们还是想融入社群，希望回馈父母，希望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

心青年在从事酒店保洁岗位的工作

有人不理解：既然这么难，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地帮“心青年”就业？

在一般的认知和做法中，心智障碍者成年后，轻度的照顾起来，或者中重度的养护起来，是不是更好？

或许可以尝试从“心青年”这个词开始理解，首先“心青年”是指心智障碍者，而更深层次的含义：他们也是用心生活的人。

据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发布的资料显示，我国孤独症人口数量约1400万。孩子在长大成人，如果只是保护，那成年并不是他们走向社会的开始，反而意味着与社群渐行渐远。

当佳洋这样的孩子努力融入社会，更多人才会看到希望和努力的方向。社会大众也需要成长，这份成长体现在很多方面，首先就是摒除刻板印象，平等看待“心青年”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尊重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。

心青年就业辅导老师 曲卓

曲卓老师说：“我想过有意义的人生，我想来到这个世界不虚此行”。这是她的心声，是佳洋的心声，是“心青年”的心声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。

过去30多年，我们的社会环境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有一天，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们是在朝着一个更加开放、包容的目标前进。